目录
1、县委书记的好榜样——焦裕禄
2、永远活在人民心中的县委书记——谷文昌
3、杨善洲：六十年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
县委书记的好榜样——焦裕禄
穆青冯健周原一九六二年冬天，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、风沙、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。这一年，春天风沙打毁了二十万亩麦子，秋天淹坏了三十多万亩庄稼，盐碱地上有十万亩禾苗碱死，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的最低水平。
就是在这样的关口，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。
展现在焦裕禄面前的兰考大地，是一幅多么苦难的景象呵！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，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黄沙；片片内涝的洼窝里，结着青色的冰凌；白茫茫的盐碱地上，枯草在寒风中抖动。
困难，重重的困难，象一副沉重的担子，压在这位新到任的县委书记的双肩。但是，焦裕禄是带着《毛泽东选集》来的，是怀着改变兰考灾区面貌的坚定决心来的。在这个贫农出身的共产党员看来，这里有三十六万勤劳的人民，有烈士们流鲜血解放出来的九十多万亩土地。只要加强党的领导，一时有天大的艰难，也一定要杀出条路来。
第二天，当大家知道焦裕禄是新来的县委书记时，他已经下乡了。他到灾情最重的公社和大队去了。他到贫下中农的草屋里，到饲养棚里，到田边地头，去了解情况，观察灾情去了。他从这个大队到那个大队，他一路走，一路和同行的干部谈论。见到沙丘，他说：“栽上树，岂不是成了一片好绿林！”见到涝洼窝，他说：“这里可以栽苇、种蒲、养鱼。”见到碱地，他说：“治住它，把一片白变成一片青！”转了一圈回到县委，他向大家说：“兰考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，问题是要干，要革命。兰考是灾区，穷，困难多，但灾区有个好处，它能锻炼人的革命意志，培养人的革命品格。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。”
焦裕禄的话，说得大家心里热呼呼的。大家议论说，新来的县委书记看问题高人一着棋，他能从困难中看到希望，能从不利条件中看到有利因素。“关键在于县委领导核心的思想改变”
连年受灾的兰考，整个县上的工作，几乎被发统销粮、贷款、救济棉衣、烧煤所淹没了。有人说县委机关实际上变成了一个供给部。那时候，很多群众等待救济，一部分干部被灾害压住了头，对改变兰考面貌缺少信心，少数人甚至不愿意留在灾区工作。他们害怕困难，更害怕犯错误。……
焦裕禄想：“群众在灾难中两眼望着县委，县委挺不起腰杆，群众就不能充分发动起来。‘干部不领，水牛掉井’，要想改变兰考的面貌，必须首先改变县委的精神状态。”
夜，已经很深了，焦裕禄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。他披上棉衣，找县委副书记张钦礼谈心去了。在这么晚的时候，张钦礼听见叩门声，吃了一惊。他迎进焦裕禄，连声问：“老焦，出了啥事？”
焦裕禄说：“我想找你谈谈。你在兰考十多年了，情况比我熟，你说，改变兰考面貌的主要问题在哪里？”
张钦礼沉思了一下，回答说：“在于人的思想的改变。”
“对。”焦裕禄说：“但是，应该在思想前面加两个字：领导。眼前关键在于县委领导核心的思想改变。没有抗灾的干部，就没有抗灾的群众。”两个人谈得很久，很深，一直说到后半夜。他们的共同结论是，除“三害”首先要除思想上的病害；特别是要对县委的干部进行抗灾的思想教育。不首先从思想上把人们武装起来，要想完成除“三害”斗争，将是不可能的。严冬，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，焦裕禄召集在家的县委委员开会。人们到齐后，他并没有宣布议事日程，只说了一句：“走，跟我出去一趟。”就领着大家到火车站去了。
当时，兰考车站上，北风怒号，大雪纷飞。车站的屋檐下，挂着尺把长的冰柱。国家运送兰考灾民前往丰收地区的专车，正从这里飞驰而过。也还有一些灾民，穿着国家救济的棉衣，蜷曲在货车上，拥挤在候车室里……。焦裕禄指着他们，沉重地说：“同志们，你们看，他们绝大多数人，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。是灾荒逼迫他们背井离乡的，不能责怪他们，我们有责任。党把这个县三十六万群众交给我们，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，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。……”
他没有再讲下去，所有的县委委员都沉默着低下了头，这时有人才理解，为什么焦裕禄深更半夜领着大家来看风雪严寒中的车站。
从车站回到县委，已经是半夜时分了，会议这时候才正式开始。
焦裕禄听了大家的发言之后，最后说：“我们经常口口声声说要为人民服务，我希望大家能牢记着今晚的情景，这样我们就会带着阶级感情，去领导群众改变兰考的面貌。”
紧接着，焦裕禄组织大家学习《为人民服务》、《纪念白求恩》、《愚公移山》等文章，鼓舞大家的革命干劲，勉励大家象张思德、白求恩那样工作。以后，焦裕禄又专门召开了一次常委会，回忆兰考的革命斗争史。在残酷的武装斗争年代，兰考县的干部和人民，同敌人英勇搏斗，前仆后继。有一个区，曾经在一个月内有九个区长为革命牺牲。烈士马福重被敌人破腹后，肠子被拉出来挂在树上。……焦裕禄说：“兰考这块地方，是同志们用鲜血换来的。先烈们并没有因为兰考人穷灾大，就把它让给敌人，难道我们就不能在这里战胜灾害？”
一连串的阶级教育和思想斗争，使县委领导核心，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站起来了。他们打掉了在自然灾害面前束手无策、无所作为的懦夫思想，从上到下坚定地树立了自力更生消灭“三害”的决心。不久，在焦裕禄倡议和领导下，一个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蓝图被制订出来。这个蓝图规定在三五年内，要取得治沙、治水、治碱的基本胜利，改变兰考的面貌。这个蓝图经过县委讨论通过后，报告了中共开封地委，焦裕禄在报告上，又着重加了几句：
“我们对兰考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。面对着当前严重的自然灾害，我们有革命的胆略，坚决领导全县人民，苦战三五年，改变兰考的面貌。不达目的，我们死不瞑目。”
这几句话，深切地反映了当时县委的决心，也是兰考全党在上级党组织面前，一次庄严的宣誓。直到现在，它仍然深深地刻在县委所有同志的心上，成为鞭策他们前进的力量。“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”
焦裕禄深深地了解，理想和规划并不等于现实，这涝、沙、碱三害，自古以来害了兰考人民多少年呵！今天，要制伏“三害”，要把它们从兰考土地上象送瘟神一样驱走，必须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，付出高昂的代价。
他想，按照毛主席的教导，不管做什么工作，必须首先了解情况，进行调查研究。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”。要想战胜灾害，单靠一时的热情，单靠主观愿望，事情断然是办不好的。即使硬干，也要犯毛主席早已批评过的“闭塞眼睛捉麻雀”、“瞎子摸鱼”的错误。要想战胜灾害，必须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，详尽地掌握灾害的底细，了解灾害的来龙去脉，然后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部署。
他下决心要把兰考县一千八百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自然情况摸透，亲自去掂一掂兰考的“三害”究竟有多大份量。
根据这一想法，县委先后抽调了一百二十个干部、老农和技术员，组成一支三结合的“三害”调查队。在全县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，查风口，探流沙的调查研究工作。焦裕禄和县委其他领导干部，都参加了这场战斗。那时候，焦裕禄正患着慢性的肝病，许多同志担心他在大风大雨中奔波，会加剧病情的发展，劝他不要参加，但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同志们的劝告，他说：“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。”他不愿意坐在办公室里依靠别人的汇报来进行工作，说完就背着干粮，拿起雨伞和大家一起出发了。
每当风沙最大的时候，也就是他带头下去查风口、探流沙的时候，雨最大的时候，也就是他带头下去冒雨涉水，观看洪水流势和变化的时候。他认为这是掌握风沙、水害规律最有利的时机。为了弄清一个大风口，一条主干河道的来龙去脉，他经常不辞劳苦地跟着调查队，追寻风沙和洪水的去向，从黄河故道开始，越过县界、省界，一直追到沙落尘埃，水入河道，方肯罢休。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，县委书记焦裕禄简直变成一个满身泥水的农村“脱坯人”了。他和调查队的同志们经常在截腰深的水里吃干粮，有时夜晚蹲在泥水处歇息……。
有一次，焦裕禄从杞县阳堌公社回县的路上，遇到了白帐子猛雨。大雨下了七天七夜，全县变成了一片汪洋。焦裕禄想：“嗬，洪水呀，等还等不到哩，你自己送上门来了。”他回到县里后，连停也没有停，就带着办公室的三个同志出发了。眼前只有水，哪里有路？他们靠着各人手里的一根棍，探着，走着。这时，焦裕禄突然感到一阵阵肝痛，时时弯下身子用左手按着肝部。三个青年恳求着说：“你回去休息吧。把任务交给我们，我们保证按照你的要求完成任务。”焦裕禄没有同意，继续一路走，一路工作着。
他站在洪水激流中，同志们为他张了伞，他画了一张又一张水的流向图。等他们赶到金营大队，支部书记李广志看见焦裕禄就吃惊地问：“一片汪洋大水，您是咋来的？”焦裕禄抡着手里的棍子说：“就坐这条船来的。”李广志让他休息一下，他却拿出自己画的图来，一边指点着，一边滔滔不绝地告诉李广志，根据这里的地形和水的流势，应该从哪里到哪里开一条河，再从哪里到哪里挖一条支沟，……这样，就可以把这几个大队的积水，统统排出去了。李广志听了非常感动，他没有想到焦裕禄同志的领导工作，竟这样的深入细致！到吃饭的时候了，他要给焦裕禄派饭，焦裕禄说：“雨天，群众缺烧的，不吃啦！”说着就又向风雨中走去。
送走了风沙滚滚的春天，又送走了雨水集中的夏季，调查队在风里、雨里、沙窝里、激流里度过了一个月又一个月，方圆跋涉了五千余里，终于使县委抓到了兰考“三害”的第一手资料。全县有大小风口八十四个，经调查队一个个查清，编了号、绘了图；全县有大小沙丘一千六百个，也一个个经过丈量，编了号，绘了图全县的千河万流，淤塞的河渠，阻水的路基、涵闸……也调查得清清楚楚，绘成了详细的排涝泄洪图。
这种大规模的调查研究，使县委基本上掌握了水、沙、碱发生、发展的规律。几个月的辛苦奔波，换来了一整套又具体又详细的资料，把全县抗灾斗争的战斗部署，放在一个更科学更扎实的基础之上。大家都觉得方向明，信心足，无形中增添了不少的力量。“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”
夜已经很深了，阵阵的肝痛和县委工作沉重的担子，使焦裕禄久久不能入睡。他的心在想着兰考县的三十六万人和二千五百七十四个生产队。抗灾斗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，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觉悟也有高有低，怎样才能把毛泽东思想红旗高高举起？怎样才能充分调动起群众的革命积极性？怎样才能更快地在全县范围内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抗灾斗争？……
焦裕禄在苦苦思索着。
他披衣起床，重又翻开《毛泽东选集》。在多年的工作中，焦裕禄已养成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习惯，他从毛主席的著作中汲取了无穷的智慧和力量。县委开会，他常常在会前朗读毛主席著作中的有关章节。无论在办公室，或下乡工作，他总要提着一个布兜儿，装上《毛泽东选集》带在身边。每次遇到工作中的困难，他都认真地向毛主席的著作请教，严格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办。他曾对县委的同志们介绍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方法，叫做“白天到群众中调查访问，回来读毛主席著作，晚上‘过电影’，早上记笔记。”他所说的“过电影”，主要是指联系实际来思考问题。他说：“无论学习或工作，不会‘过电影’那是不行的。”
现在，全县抗灾斗争的情景，正象一幕幕的电影活动在他的脑海里，他带着一连串的问题，去阅读毛主席《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》那篇文章。目光停在那几行金光闪耀的字上：
“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，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，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，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。”
“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，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，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。”
毛主席的话给了他很大的力量，眼前一下子豁亮起来。他决定发动县委领导同志再到贫下中农中间去。他自己更是经常住在老贫农的草庵子里，蹲在牛棚里，跟群众一起吃饭，一起劳动。他带着高昂的革命激情和对群众的无限信任，在广大贫下中农间询问着、倾听着、观察着，他听到许多贫下中农要求“翻身”、要求革命的呼声。看到许多队自力更生、奋发图强对“三害”斗争的革命精神。他在群众中学到了不少治沙、治水、治碱的办法，总结了不少可贵的经验。群众的智慧，使他受到极大的鼓舞，也更加坚定了他战胜灾害的信心。韩村是一个只有二十七户人家的生产队。一九六二年秋天遭受了毁灭性的涝灾，每人只分了十二两红高粱穗。在这样严重的困难面前，生产队的贫下中农提出，不向国家伸手，不要救济粮、救济款，自己割草卖草养活自己。他们说：摇钱树，人人有，全靠自己一双手。不能支援国家，心里就够难受了，决不能再拉国家的后腿。就在这年冬天，他们割了二十七万斤草，养活了全体社员，养活了八头牲口，还修理了农具，买了七辆架子车。
秦寨大队的贫下中农社员，在盐碱地上刮掉一层皮，从下面深翻出好土，盖在上面。他们大干深翻地的时候，正是最困难的一九六三年夏季。他们说：“不能干一天干半天，不能翻一锨翻半锨，用蚕吃桑叶的办法，一口口啃，也要把这碱地啃翻个个儿。”
赵垛楼的贫下中农在七季基本绝收以后，冒着倾盆大雨，挖河渠，挖排水沟，同暴雨内涝搏斗。一九六三年秋天，这里一连九天暴雨，他们却夺得了好收成，卖了八万斤余粮。
双杨树的贫下中农在农作物基本绝收的情况下，雷打不散，社员们兑鸡蛋卖猪，买牲口买种子，坚持走集体经济自力更生的道路，社员们说：“穷，咱穷到一块儿；富，咱也富到一块儿。”
韩村，秦寨，赵垛楼，双杨树，广大贫下中农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，使焦裕禄十分激动。他认为这就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贫下中农革命精神的好榜样。他在县委会议上，多少次讲述了这些先进典型的重大意义，并亲自总结了它们的经验。他说：“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，我们应该把群众中这些可贵的东西，集中起来，再坚持下去，号召全县社队向他们学习。”
一九六三年九月，县委在兰考冷冻厂召开了全县大小队干部的盛大集会，这是扭转兰考局势的大会，是兰考人民自力更生、奋发图强的一次誓师大会。会上，焦裕禄为韩村、秦寨、赵垛楼、双杨树的贫下中农鸣锣开道，请他们到主席台上，拉他们到万人之前，大张旗鼓地表扬他们的革命精神。他把群众中这些革命的东西，集中起来，总结为四句话：“韩村的精神，秦寨的决心，赵垛楼的干劲，双杨树的道路。”他说：这就是兰考的新道路！是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！他大声疾呼，号召全县人民学习这四个样板，发扬他们的革命精神，在全县范围内锁住风沙，制伏洪水，向“三害”展开英勇的斗争！
这次大会在兰考抗灾斗争的道路上，是一个伟大的转折。它激发了群众的革命豪情，鼓舞了群众的革命斗志，有力地推动了全县抗灾斗争的发展。它使韩村等四个榜样的名字传遍了兰考；它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，在兰考三十六万群众的心目中，高高地升起！
从此，兰考人民的生活中多了两个东西，这就是县委和县人委发出的“奋发图强的嘉奖令”和“革命硬骨头队”的命名书。“当群众最困难的时候，共产党员要出现在群众面前”
就在兰考人民对涝、沙、碱三害全面出击的时候，一场比过去更加严重的灾害又向兰考袭来。一九六三年秋季，兰考县一连下了十三天雨，雨量达二百五十毫米。大片大片的庄稼汪在洼窝里，渍死了。全县有十一万亩秋粮绝收，二十二万亩受灾。
焦裕禄和县委的同志们全力投入了生产救灾。
那是个冬天的黄昏。北风越刮越紧，雪越下越大。焦裕禄听见风雪声，倚在门边望着风雪发呆。过了会儿，他又走回来，对办公室的同志们严肃地说：“在这大风大雪里，贫下中农住得咋样？牲口咋样？”接着他要求县委办公室立即通知各公社做好几件雪天工作。他说，“我说，你们记记。第一、所有农村干部必须深入到户，访贫问苦，安置无屋居住的人，发现断炊户，立即解决。第二、所有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，必须深入牛屋检查，照顾老弱病畜，保证不许冻坏一头牲口。第三、安排好室内副业生产。第四、对于参加运输的人畜，凡是被风雪隔在途中的，在哪个大队的范围，由哪个大队热情招待，保证吃得饱，住得暖。第五、教育全党，在大雪封门的时候，到群众中去，和他们同甘共苦。最后一条，把检查执行的情况迅速报告县委。”办公室的同志记下他的话，立即用电话向各公社发出了通知。
这天，外面的大风雪刮了一夜。焦裕禄的房子里，电灯也亮了一夜。
第二天，窗户纸刚刚透亮，他就挨门把全院的同志们叫起来开会。焦裕禄说：“同志们，你们看，这场雪越下越大，这会给群众带来很多困难，在这大雪拥门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烤火，应该到群众中间去。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，出现在群众的面前，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，去关心群众，帮助群众。”
简短的几句话，象刀刻的一样刻在每一个同志的心上。有人眼睛湿润了，有人有多少话想说也说不出来了。他们的心飞向冰天雪地的茅屋去了。大家立即带着救济粮款，分头出发了。
风雪铺天盖地而来。北风响着尖厉的哨音，积雪有半尺厚。焦裕禄迎着大风雪，什么也没有披，火车头帽子的耳巴在风雪中忽闪着。那时，他的肝痛常常发作，有时痛得厉害，他就用一支钢笔硬顶着肝部。现在他全然没想到这些，带着几个年轻小伙子，踏着积雪，一边走，一边高唱《南泥湾》。他问青年人看过《万水千山》这个电影没有？他说：“你们看，眼前多么象《万水千山》里的一个镜头呵！”
这一天，焦裕禄没烤群众一把火，没喝群众一口水。风雪中，他在九个村子，访问了几十户生活困难的老贫农。在梁孙庄，他走进一个低矮的柴门。这里住的是一双无依无靠的老人。老大爷有病躺在床上，老大娘是个瞎子。焦裕禄一进屋，就坐在老人的床头，问寒问饥。老大爷问他是谁？他说：“我是您的儿子。”老人问他大雪天来干啥？他说：“毛主席叫我来看望您老人家。”老大娘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，用颤抖的双手上上下下摸着焦裕禄。老大爷眼里噙着泪说：“解放前，大雪封门，地主来逼租，撵的我串人家的房檐，住人家的牛屋。”焦裕禄安慰老人说：“如今印把子抓在咱手里，兰考受灾受穷的面貌一定能够改过来。”
就是在这次雪天送粮当中，焦裕禄也看到和听到了许多贫下中农极其感人的故事。谁能够想到，在毁灭性的涝灾面前，竟有那么一些生产队，两次三番退回国家送给他们的救济粮、救济款。他们说：把救济粮、救济款送给比我们更困难的兄弟队吧，我们自己能想办法养活自己！
焦裕禄心里多么激动呵！他看到毛泽东思想象甘露一样滋润了兰考人民的心，党号召的自力更生、奋发图强的精神，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硬骨头精神，已经变成千千万万群众敢于同天抗，同灾斗的物质力量了。
有了这种精神，在兰考人民面前还有什么天大的灾害不能战胜！“县委书记要善于当‘班长’”
焦裕禄常说，县委书记要善于当“班长”，要把县委这个“班”带好，必须使这“一班人”思想齐、动作齐。而要统一思想、统一行动，就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挂帅。
他是这样想的，也是这样做的。
县人委有一位从丰收地区调来的领导干部，提出了一个装潢县委和县人委领导干部办公室的计划。连桌子、椅子、茶具，都要换一套新的。为了好看，还要把城里一个污水坑填平，上面盖一排房子。县委多数同志激烈地反对这个计划。也有人问：“钱从哪里来？能不能花？”这位领导干部管财政，他说：“花钱我负责。”
但是，焦裕禄提了一个问题：
“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吗？”他接着说明了自己的意见：
“灾区面貌没有改变，还大量吃着国家的统销粮，群众生活很困难。富丽堂皇的事，不但不能做，就是连想也很危险。”
后来，焦裕禄找这位领导干部谈了几次话，帮助他认识错误。焦裕禄对他说：兰考是灾区，比不得丰收区。即使是丰收区，你提的那种计划，也是不应该做的。焦裕禄劝这位领导干部到贫下中农家里去住一住，到贫下中农中间去看一看。去看看他们想的是什么，做的是什么。焦裕禄作为县委的班长，他从来不把自己的意见，强加于人。他对同志们要求非常严格，但他要求得入情入理，叫你自己从内心里生出改正错误的力量。不久以后，这位领导干部认识了错误，自己收回了那个“建设计划”。
有一位公社书记在工作中犯了错误。当时，县委开会，多数委员主张处分这位同志。但焦裕禄经过再三考虑，提出暂时不要给他处分。焦裕禄说，这位同志是我们的阶级弟兄，他犯了错误，给他处分固然是必要的；但是，处分是为了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。当前改变兰考面貌，是一个艰巨的斗争，不如派他到最艰苦的地方去，考验他，锻炼他，给他以改正错误的机会，让他为党的事业出力，这样不是更好吗？
县委同意了焦裕禄的建议，决定派这个同志到灾害严重的赵垛楼去蹲点。这位同志临走时，焦裕禄把他请来，严格地提出批评，亲切地提出希望，最后焦裕禄说：“你想想，当一个不坚强的战士，当一个忘了群众利益的共产党员，多危险，多可耻呵！先烈们为解放兰考这块地方，能付出鲜血、生命；难道我们就不能建设好这个地方？难道我们能在自然灾害面前当怕死鬼？当逃兵？”焦裕禄的话，一字字、一句句都紧紧扣住这位同志的心。这话的分量比一个最重的处分决定还要沉重，但这话也使这位同志充满了战斗的激情。阶级的情谊，革命的情谊，党的温暖，在这位犯错误的同志的心中激荡着，他满眼流着泪，说：“焦裕禄同志，你放心……。”
这位同志到赵垛楼以后，立刻同群众一道投入了治沙治水的斗争。他发现群众的生活困难，提出要卖掉自己的自行车，帮助群众，县委制止了他，并且指出，当前最迫切的问题，是从思想上武装赵垛楼的社员群众，领导他们起来，自力更生进行顽强的抗灾斗争，一辆自行车是不能解决什么问题的。以后，焦裕禄也到赵垛楼去了。他关怀赵垛楼的两千来个社员群众，他也关怀这位犯错误的阶级弟兄。
就在这年冬天，赵垛楼为害农田多年的二十四个沙丘，被社员群众用沙底下的黄胶泥封盖住了。社员们还挖通了河渠，治住了内涝。这个一连七季吃统销粮的大队，一季翻身，卖余粮了。
也就在赵垛楼大队“翻身”的这年冬天，那位犯错误的同志，思想上也翻了个个儿。他在抗灾斗争中，身先士卒，表现得很英勇。他没有辜负党和焦裕禄对他的期望。
焦裕禄，出生在山东淄博一个贫农家里，他的父亲在解放前就被国民党反动派逼迫上吊自杀了。他从小逃过荒，给地主放过牛，扛过活，还被日本鬼子抓到东北挖过煤。他带着家仇、阶级恨参加了革命队伍，在部队、农村和工厂里做过基层工作。自从参加革命一直到当县委书记以后，他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。他常常开襟解怀，卷着裤管，朴朴实实地在群众中间工作、劳动。贫农身上有多少泥，他身上有多少泥。他穿的袜子，补了又补，他爱人要给他买双新的，他说：“跟贫下中农比一比，咱穿的就不错了。”夏天，他连凉席也不买，只花四毛钱买一条蒲席铺。
有一次，他发现孩子很晚才回家去。一问，原来是看戏去了。他问孩子：“哪里来的票？”孩子说：“收票叔叔向我要票，我说没有。叔叔问我是谁？我说焦书记是我爸爸。叔叔没有收票就叫我进去了。”焦裕禄听了非常生气，当即把一家人叫来“训”了一顿，命令孩子立即把票钱如数送给戏院。接着，又建议县委起草了一个通知，不准任何干部特殊化，不准任何干部和他们的子弟“看白戏”。……
“焦裕禄是我们县委的好班长，好榜样。”
“在焦裕禄领导下工作，方向明，信心大，敢于大作大为，心情舒畅，就是累死也心甘。”
焦裕禄的战友这样说，反对过他的人这样说，犯过错误的人也这样说。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，唯独没有他自己
县委一位副书记在乡下患感冒，焦裕禄几次打电话，要他回来休息；组织部一位同志有慢性病，焦裕禄不给他分配工作，要他安心疗养；财委一位同志患病，焦裕禄多次催他到医院检查，……。焦裕禄的心里，装着全体党员和全体人民，唯独没有他自己。
一九六四年春天，正当党领导着兰考人民同涝、沙、碱斗争胜利前进的时候，焦裕禄的肝病也越来越重了。很多人都发现，无论开会、作报告，他经常把右脚踩在椅子上，用右膝顶住肝部。他棉袄上的第二和第三个扣子是不扣的，左手经常揣在怀里。人们留心观察，原来他越来越多地用左手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，或者用一根硬东西顶在右边的椅靠上。日子久了，他办公坐的藤椅上，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。他对自己的病，是从来不在意的。同志们问起来，他才说他对肝痛采取了一种压迫止疼法。县委的同志们劝他疗养，他笑着说：“病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，你压住他，他就不欺侮你了。”焦裕禄暗中忍受了多大痛苦，连他的亲人也不清楚。他真是全心全意投到改变兰考面貌的斗争中去了。
焦裕禄到地委开会，地委负责同志劝他住院治疗，他说：“春天要安排一年的工作，离不开！”没有住。地委给他请来一位有名的中医诊断，开了药方，因为药费很贵，他不肯买。他说：“灾区群众生活很困难，花这么多钱买药，我能吃得下吗？”县委的同志背着他去买来三剂，强他服了，但他执意不再服第四剂。
那天，县委办公室的干部张思义和他一同骑自行车到三义寨公社去。走到半路，焦裕禄的肝痛发作，痛得骑不动，两个人只好推着自行车慢慢走。刚到公社，大家看他气色不好，就猜出是他又发病了。公社的同志说：“休息一下吧。”他说：“谈你们的情况吧，我不是来休息的。”
公社的同志一边汇报情况，一边看着焦裕禄强按着肚子在作笔记。显然，他的肝痛得使手指发抖，钢笔几次从手指间掉了下来。汇报的同志看到这情形，忍住泪，连话都说不出来了，而他，故意做出神情自若的样子，说：“说，往下说吧。”
一九六四年的三月，兰考人民的除“三害”斗争达到了高潮，焦裕禄的肝病也到了严重关头。躺在病床上，他的心潮汹涌澎湃，奔向那正在被改造着的大地。他满腔激情地坐到桌前，想动手写一篇文章，题目是：《兰考人民多奇志，敢教日月换新天》。他铺开稿纸，拟好了四个小题目：一、设想不等于现实。二、一个落后地区的改变，首先是领导思想的改变。领导思想不改变，外地的经验学不进，本地的经验总结不起来。三、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。四、精神原子弹——精神变物质。
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的焦裕禄，从兰考人民在抗灾斗争中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，从兰考人民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精神中，已经预见到新兰考美好的未来。但是，文章只开了个头，病魔就逼他放下了手中的笔，县委决定送他到医院治病去了。
临行那一天，由于肝痛得厉害，他是弯着腰走向车站的。他是多么舍不得离开兰考呵！一年多来，全县一百四十九个大队，他已经跑遍了一百二十多个。他把整个身心，都交给了兰考的群众，兰考的斗争。正象一位指挥员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，离开炮火纷飞的前沿阵地一样，他从心底感到痛苦、内疚和不安。他不时深情地回顾着兰考城内的一切，他多么希望能很快地治好肝病，带着旺盛的精力回来和群众一块战斗呵！他几次向送行的同志们说，不久他就会回来的。在火车开动前的几分钟，他还郑重地布置了最后一项工作，要县委的同志好好准备材料，当他回来时，向他详细汇报抗灾斗争的战果。
“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，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！”
开封医院把焦裕禄转到郑州医院，郑州医院又把他转到北京的医院。在这位钢铁般的无产阶级战士面前，医生们为他和肝痛斗争的顽强性格感到惊异。他们带着崇敬的心情站在病床前诊察，最后很多人含着眼泪离开。
那是个多么阴冷的日子呵！医生们开出了最后诊断书，上面写道：“肝癌后期，皮下扩散。”这是不治之症。送他去治病的赵文选同志，决不相信这个诊断，人象傻了似的，一连声问道：“什么，什么？”医生说：“你赶紧送他回去，焦裕禄同志最多还有二十天时间。”
赵文选呆了一下，突然放声痛哭起来。他央告着说：
“医生，我求求你，我恳求你，请你把他治好，俺兰考是个灾区，俺全县人离不开他，离不开他呀！”
在场的人都含着泪。医生说：
“焦裕禄同志的工作情况，在他进院时，党组织已经告诉我们。癌症现在还是一个难题，不过，请你转告兰考县的群众，我们医务工作者，一定用焦裕禄同志同困难和灾害斗争的那种革命精神，来尽快攻占这个高峰。”
这样，焦裕禄又被转到郑州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。
焦裕禄病危的消息传到兰考后，县上不少同志曾去郑州看望他。县上有人来看他，他总是不谈自己的病，先问县里的工作情况，他问张庄的沙丘封住了没有？问赵垛楼的庄稼淹了没有？问秦寨盐碱地上的麦子长得怎样？问老韩陵地里的泡桐树栽了多少？……
有一次，他特地嘱咐一个县委办公室的干部说：“你回去对县委的同志说，叫他们把我没写完的文章写完；还有，把秦寨盐碱地上的麦穗拿一把来，让我看看！”
五月初，焦裕禄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的亲密战友、县委副书记张钦礼匆匆赶到郑州探望他。当焦裕禄用他那干瘦的手握着张钦礼，两只失神的眼睛充满深情地望着他时，张钦礼的泪珠禁不住一颗颗滚了下来。焦裕禄问道：“听说豫东下了大雨，雨多大？淹了没有？”
“没有。”
“这样大的雨，咋会不淹？你不要不告诉我。”
“是没有淹！排涝工程起作用了。”张钦礼一面回答，一面强忍着悲痛给他讲了一些兰考人民抗灾斗争胜利的情况，安慰他安心养病，说兰考面貌的改变也许会比原来的估计更快一些。
这时候，张钦礼看到焦裕禄在全力克制自己剧烈的肝痛，一粒粒黄豆大的冷汗珠时时从他额头上浸出来。他勉强擦了擦汗，半晌，问张钦礼：
“我的病咋样？为什么医生不肯告诉我呢？”
张钦礼迟迟没有回答。
焦裕禄一连追问了几次，张钦礼最后不得不告诉他说：“这是组织上的决定。”
听了这句话，焦裕禄点了点头，镇定地说道：“呵，那我明白了……。”隔了一会儿，焦裕禄从怀里掏出一张自己的照片，颤颤地交给张钦礼，然后说道：“钦礼同志，现在有句话我不能不向你说了，回去对同志们说，我不行了，你们要领导兰考人民坚决地斗争下去。党相信我们，派我们去领导，我们是有信心的。我们是灾区，我死了，不要多花钱。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，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，埋在沙堆上，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，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！”
张钦礼再也无法忍住自己的悲痛，他望着焦裕禄，鼻子一酸，几乎哭出声来。他带着泪告别了自己最亲密的阶级战友。……
谁也没有料到，这就是焦裕禄同兰考县人民，同兰考县党组织的最后一别。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四日，焦裕禄同志不幸逝世了。那一年，他才四十二岁。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中共河南省委和开封地委有两位负责同志守在他的床前。他对这两位上级党组织的代表断断续续地说出了最后一句话：“我……没有……完成……党交给我的……任务。”
他死后，人们在他病榻的枕下，发现了两本书：一本是《毛泽东选集》，一本是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》。他没有死，他还活着
事隔一年以后，一九六五年的春天，兰考县几十个贫农代表和干部，专程来到焦裕禄的坟前。贫农们一看见焦裕禄的坟墓，就仿佛看见了他们的县委书记，看见了他们永远不也不会忘记的那个人。
一年前，他还在兰考，同贫下中农一起，日夜奔波在抗灾斗争的前线。人们怎么会忘记，在那大雪封门的日子，他带着党的温暖走进了贫农的柴门；在那洪水暴发的日子，他拄着棍子带病到各个村庄察看水情。是他高举着毛泽东思想的红灯，照亮了兰考人民自力更生的道路；是他带领兰考人民扭转了兰考的局势，激发了人们的革命精神；是他喊出了“锁住风沙，制伏洪水”的号召；是他发现了贫下中农中革命的“硬骨头”精神，使之在全县发扬光大。……这一切，多么熟悉，多么亲切呵！谁能够想到，象他这样一个充满着革命活力的人，竟会在兰考人民最需要他的时候，离开了兰考的大地。
人们一个个含着泪站在他的坟前，一位老贫农泣不成声地说出了三十六万兰考人的心声：
“我们的好书记，你是活活地为俺兰考人民，硬把你给累死的呀。困难的时候你为俺贫农操心，跟着俺们受罪，现在，俺们好过了，全兰考翻身了，你却一个人在这里。……”
这是兰考人民对自己亲人、自己的阶级战友的痛悼，也是兰考人民对一个为他们的利益献出生命的共产党员的最高嘉奖。
焦裕禄去世后的这一年，兰考县的全体党员，全体人民，用眼泪和汗水灌溉了兰考大地。三年前焦裕禄倡导制订的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蓝图，经过三年艰苦努力，已经变成了现实。兰考，这个豫东历史上缺粮的县份，一九六五年粮食已经初步自给了。全县二千五百七十四个生产队，除三百来个队是棉花、油料产区外，其余的都陆续自给，许多队还有了自己的储备粮。一九六五年，兰考县连续旱了六十八天，从一九六四年冬天到一九六五年春天，刮了七十二次大风，却没有发生风沙打死庄稼的灾害，十九万亩沙区的千百条林带开始把风沙锁住了。这一年秋天，连续下了三百八十四毫米暴雨，全县也没有一个大队受灾。
焦裕禄生前没有写完的那篇文章，由三十六万兰考人民在兰考大地上集体完成了。这是一篇人颜欢笑的文章，是一篇闪烁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文章。在这篇文章里，兰考人民笑那起伏的沙丘“贴了膏药，扎了针”（注），笑那滔滔洪水乖乖地归了河道，笑那人老几辈连茅草都不长的老碱窝开始出现了碧绿的庄稼，笑那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压在人们头上的大自然的暴君，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，不能再任意摆布人们的命运了。
焦裕禄虽然去世了，但他在兰考土地上播下的自力更生的革命种子，正在发芽成长，他带给兰考人民的毛泽东思想的红灯，愈来愈发出耀眼的光芒。他一心为革命，一心为群众的高贵品德，已成为全县干部和群众学习的榜样。这一切宝贵的精神财富，今天已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，推动着兰考人民在自力更生、奋发图强的大道上继续奋勇前进。兰考灾区面貌的改变，还只是兰考人民征服大自然的开始，在这场伟大的向大自然进军的斗争中，他们不仅要彻底摘掉灾区的帽子，而且决心不断革命，把大部分农田逐步改造成为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，逐步实现“上纲要”（达到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产量要求），“过长江”，建设社会主义新兰考。
焦裕禄同志，你没有辜负党的希望，你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你的任务，兰考人民将永远忘不了你。你不愧为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起来的好党员，不愧为党的好干部，不愧为人民的好儿子！你是千千万万在严重自然灾害面前，巍然屹立的共产党员和贫下中农革命英雄形象的代表。你没有死，你将永远活在千万人的心里！
（《人民日报》1966年2月7日）
永远活在人民心中的县委书记
——谷文昌
张全景在福建省东山县，到处传颂着老书记谷文昌的动人事迹。他虽然去世22年了，但他的名字一直铭刻在人民心中，并没有因为他的去世而泯灭，也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淡忘。他和全县人民共同创造的业绩，至今在东山大地上闪耀着熠熠光辉。随着东山日新月异的变化，人们对他的怀念与日俱增。
昔日东山，风沙肆虐，旱涝为害，一片荒凉。谷文昌和县委一班人带领全县军民拼搏奋战了14个春秋，植树造林防治风沙，打水井、建水库抗旱排涝，修公路、筑海堤、建海港、造盐田……从根本上改变了东山旧貌，为今天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“一任接着一任干，历任都有新贡献。”特别是改革开放、贯彻落实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以来，东山县发展工业，调整农业，兴办第三产业，开发旅游，呈现出生机蓬勃、兴旺发达的景象。一座水碧、沙白、林绿、礁奇的海岛，雄踞于万顷波涛之中。农业经过产业结构调整，已建立起芦笋种植、海洋捕捞、网箱养鱼、围垦养殖、水果开发五大高优农业生产基地，农业商品率达96％。去年农民人均纯收入4171元，成为全省第一批农村小康县。工业已经形成芦笋制罐、水产加工、建材开发、塑料包装、海盐生产等产业支柱。旅游业从无到有，旅游收入达27亿元。党的建设、精神文明建设、民主法制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取得明显进步。近几年先后被评为“全国科技工作先进县”、“全省基层组织建设先进县”、“全省环境最佳县”、“国家级生态示范县”，连续四次荣获“全省双拥模范县”等荣誉称号。
对于今天的发展和进步，东山人民很自然地把它同共产党、解放军和改革开放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，同老书记谷文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，称赞他是“东山翻身解放的带头人，幸福富裕的奠基人”，“共产党的好干部，人民的好书记！”不朽丰碑，一个铭刻在人民心中的共产党人
谷文昌，太行山的儿子，河南省林县（今林州市）人。1950年5月随军渡海解放东山岛，先后在这里担任城关区委书记、县委组织部长、县长、县委书记，1964年调任省林业厅副厅长。“文革”期间下放宁化县农村劳动，1972年后曾任龙溪行署林业局长、农办主任、副专员。
谷文昌在病重弥留之际深情地说：“我喜欢东山的土地，东山的人民。我在东山干了14年，有些事情还没有办好。死后，请把我的骨灰撒在东山，我要和东山的人民，东山的大树永远在一起！”1981年1月30日，癌细胞夺走了他的生命。噩耗传到东山，东山的树静静地默哀，东山的水呜咽悲鸣，东山的人民泣不成声：“谷书记，没有你哪有我们的今天！”
政声人去后，丰碑在人间。1986年，县委为了弘扬谷文昌精神，满足广大群众的心愿，决定将谷文昌的骨灰安葬在当年他亲手建起的赤山林场。村民们听到这一消息，纷纷赶来，为他的坟墓添加一抔热土。山口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陈加福说：“谷书记，你为我们辛苦了一辈子，现在我要天天打扫陵园，为你守墓一辈子！”许多两鬓斑白的老人说：“过去刮一阵风，谷书记就一脸沙、一身汗地赶来看我们，现在就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吧！”
1987年7月，在茫茫林海中树起一座“谷文昌同志万古长青”的丰碑。五六十年代和他一起在县委工作过的同志相约来到碑前，栽下8棵青松。面对丰碑，他们重复着谷文昌经常说过的话：一个人活着要有伟大的理想，要为人民做好事，为人民奋斗终生。回乡探亲的海外同胞，亲眼目睹了故乡的沧桑巨变，恭恭敬敬地前来瞻仰：“共产党真了不起，把人间荒岛变成了人间乐园。丰功伟绩，足以雄视百代。”每逢清明、春节等尊老敬宗的传统节日，当地群众“先祭谷公，后祭祖宗”，许多人带着朴素的感情到碑前缅怀：“谷书记，你领导我们战胜贫困，送走穷神，我们不会忘记！”
1990年，全县党员、干部、职工、学生三四万人捐资，为谷文昌建造了一座半身雕像，时任省委书记的陈光毅题写了“绿色丰碑”四个大字。12月10日，参加雕像揭幕仪式的有上万人。昔日的“乞丐村”——山口村全村老幼来到雕像前表达他们的思念：“谷书记，您生前种树，死后还回东山看护着树林。”
多年以来，中共东山县委、漳州市委、福建省委先后发出向谷文昌同志学习的通知。特别是在开展“三讲”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、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中，广大党员干部以谷文昌为榜样，找差距，定措施，抓落实。省、市教育部门把谷文昌的事迹编入当地中小学乡土教材，用谷文昌精神教育下一代。《福建日报》等媒体用多种形式广泛宣传谷文昌事迹。
1999年，全县各界捐资修建了谷文昌事迹展览馆及谷文昌公园。工人、农民、解放军战士、学生怀着崇敬的心情经常到这里参观、瞻仰，少先队员到这里过队日，党员、团员到这里举行入党（团）仪式，过组织生活。许多人动情地说：“如今虽然时代不同了，但是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，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能丢！”“全面奔小康，必须学习谷文昌！”
2001年4月省林业厅在东山召开现场会，将谷文昌誉为“林人楷模”，号召全省林业职工学习。
在福建省，凡是知道谷文昌的人，无不对他肃然起敬，大加赞扬。1963年，时任省委书记的叶飞考察东山后，对那里的变化感到吃惊，当即提出让谷文昌在即将召开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介绍经验，并向省委建议重用谷文昌。1981年，时任省委书记的项南看了东山后，非常激动地说：“搞四化建设就需要这样的好干部。”当听说谷文昌病危时，他连夜冒雨赶往漳州看望。谷文昌去世后，他建议《福建日报》在头版发表消息，并亲自将标题改为《为东山人民造福的谷文昌同志去世》。
谷文昌南下后把中原的先进生产技术、工具介绍到东山，又把南方的经验传播到林县。两县人民为了纪念这位党的好干部，共同在他家乡建立了“谷文昌纪念碑”和“文昌阁”。
丰碑是由事业和民心铸成的。一个热爱人民的人，必然得到人民的热爱。谷文昌的精神和业绩，鲜明生动地回答了一个共产党员“入党为什么，当了干部做什么，身后留点什么”的历史课题。也向我们说明，共产党人只有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，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，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，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爱戴。百折不挠，一心让人民过上好日子
千百年来，东山人民被风、沙、旱、涝压得抬不起头、喘不过气。那里流传着这样的民谣：“春夏苦旱灾，秋冬风沙害。一年四季里，季季都有灾。”“微风三寸土，风大石头飞。”据解放时的记载，东山一年中刮六级以上大风的时间长达150多天，在全岛19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森林覆盖率仅为012％。解放前的近百年间，风沙吞没了13个村庄，1000多座房屋，3万多亩耕地。1949年全岛6万多人，有2000人死于天花，外出当苦力、当乞丐的占1／10。地处风口的山口村共900多人，讨饭的就有600多人。山口、湖塘两村的1600人中因风沙为害而患红眼病、烂眼病的400多人，失明或半失明的90多人。海岛东南部横亘着30多公里长的沙滩，茫茫一片，寸草不生，还有40多个流动沙丘，沙随风势不断向人们进逼。有田无法种，种了无收成。粮囤空空，锅里煮着青菜，一年到头缺吃缺烧，许多人扶老携幼，拿着空篮破碗外出讨饭，乘船过海到大陆上割草砍柴。
面对多灾多难的群众，谷文昌流下了泪水，吃不好饭、睡不好觉，做梦也在想着战胜风沙，根治旱涝，让人民过上好日子。他反复思考一个问题：“群众希望共产党给他们带来幸福，如果我们不为民造福，要我们到这里来干什么？群众分到了土地，但种不出粮食，分地又有什么用？”“不解除群众疾苦，我们心里有愧啊！”
在这样一个世代受苦的地方，谁不想改变面貌呢？但是，怎么改？怎么变？很多人感到无能为力。谷文昌动情地说：“共产党人，不能做自然的奴隶，不能听天由命，不能在困难面前退缩！”
“要向风沙宣战，条件再差也要建设社会主义！”
经过多次讨论，县委、县政府的思想统一了：“挖掉东山穷根，必先制服风沙。”他们带领群众踏上了治理风沙的漫漫征途。
在一个飞沙走石的冬天，谷文昌率领林业技术员吴志成等同志，探风口，查沙丘，在风沙扑打中前进，用血肉之躯，感受狂风的力度，飞沙的流向。从苏峰山到澳角山，从亲营山到南门湾，谷文昌走遍了东山的大小山头，把一个个风口的风力，一座座沙丘的位置详细记录下来。他走村串户，和村干部、老农民促膝长谈，制定了“筑堤拦沙、种草固沙、造林防沙”的方案。
从计划到实践、从实践到成功，是一个多么艰难的历程啊！县委、县政府统一指挥，千万人上阵，花了几十万个劳动日，在风口地带筑起了两米高10米宽的拦沙堤39条、22000多米。但是，好景不长，仅仅过了一年，无情的风沙就摧垮了长堤。种草固沙，谈何容易！草籽播下，不是随风沙搬家就是被掩埋沙底，勉强出土的幼苗，一经风吹沙打随即奄奄一息。县委、县政府领导群众植树造林，先后种过10多个树种，几十万株苗木，一次也没有成功，灾荒和贫困依然笼罩着东山。许多人摇头叹息：“东山这个鬼地方，神仙也治不住风沙！”
失败和挫折，没有压垮谷文昌。他指天发誓：“不制服风沙，就让风沙把我埋掉！”他和县委的同志一道认真总结经验教训，重新制订方案。1956年东山县第一次党代会还就全面实现绿化、根治风沙通过决议。谷文昌号召全县人民“苦干几年，将荒岛勾销，把灾难埋葬海底！”他还描绘了一幅宏伟蓝图：“要把东山建设成美丽幸福富裕的海岛。”
1957年，转机终于出现了，喜讯不断。林业技术员吴志成报告，查到了国外种植木麻黄有效防治风沙的资料。谷文昌高兴地说：“不管外国货中国货，只要能治风沙就行！”第二个喜讯，省林业部门通报：广东省电白县种植木麻黄成功。又一个喜讯，调查组发现白埕村的沙丘旁生长着6株挺拔的木麻黄。谷文昌面对一个个信息又惊又喜，第二天就带领参加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的同志到6株树下，边看边议。木麻黄能在这里成活，全岛不能种活吗？时任县委农业部长（后为副书记）的靳国富带领林业技术员、农村干部20多人到广东省电白县参观。他们亲自种树，实地学习，还向电白县的同志要回一捆树苗，分种在西山岩林场和几个村庄，一段时间后，长势甚好。县委决定：大种木麻黄。县长樊生林亲自指挥调种。全县派出230多人到厦门、永春、平和、南靖等地采种。省林业厅、地委、专署大力支持，林业部从国外进口树种给予支援。
改变东山面貌的时机到了！1958年县委向全县军民发出号召：“上战秃头山，下战飞沙滩，绿化全海岛，建设新东山”。谷文昌亲任指挥，驻岛部队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任副指挥。县直机关干部、驻军、工人、农民、店员、学生，几天突击，种下1000多万株木麻黄、黑松、相思树等幼苗。人们看着这绿色的生命，忘记了苦干的疲劳，绽开喜悦的笑脸，翘首企盼新生命的复苏。岂料，天不作美，树刚种完，气温突降，持续一个多月的低温，成活的树苗寥寥无几，东山的绿色之梦再一次被击碎。
面对大片枯死的树苗，悲痛叹息、埋怨、懊丧、讽刺挖苦接踵而至。有的说：“荒沙能长树，鸡蛋能长毛！”“夏天烫得可炒花生，冬天狂风吹倒房，站不住人、睁不开眼的地方怎么能种树呢？”谷文昌到白埕村现场，看到大片苗木死掉了，但又发现九株幸存者。他看了又看，摸了又摸，亲切地对技术员和随行的同志、赶来的群众说：“没有失败就没有成功，失败了再干，这就是共产党人的气概和风格！大家看，不是活了九株吗？能活九株，就能活九千、九万，绿化全东山。”“只要我们有决心，光秃秃的海岛，一定会变成绿油油的海岛。”他还风趣地说，待树木长高了我们要昂起头来看，还得当心帽子掉下来呢！
吃一堑长一智。东山县委组成了由领导干部、林业技术员、老农三结合的试验小组，谷文昌亲任组长。他们在飞沙滩上，“旬旬种树”，定时观察气候、湿度、风向、风力对新种植木麻黄回青、成活的影响。谷文昌又在白埕村和村林业队一道种下20亩丰产试验林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他们终于摸清了木麻黄的生长习性，总结出了种植木麻黄的技术要点，并通过多种方式让广大干部群众掌握。为了在全县造林，县委制定了新的政策：国造国有，社造社有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。集体种树实行包工、包产、包成本、包质量，同工同酬，一亩以上的育苗地抵销征购任务。政策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，试验坚定了群众的信心。
1959年，在全县军民植树造林誓师大会上，谷文昌代表县委提出了绿化东山的目标：“举首不见石头山，下看不见飞沙滩，上路不被太阳晒，树林里面找村庄。”每逢雨天，有线广播即刻播送造林紧急通知，各级干部率先冲进雨幕，百里海滩上布满了造林大军，歌声同雨声齐飞，汗水与雨水交融。连续3年，天一下雨，东山人民就冒雨出动，先后植树82万亩。400多座山头，3万多亩沙滩，全部披上了绿装。
种树还要管树。县政府下发文件：老天下雨就冒雨种树；天旱了幼树不返青，磨破肩膀、冒着烈日、踏着火烫的细沙也要挑水浇树；遇到大风天气，要及时把被风沙掩埋的幼树挖开，被吹歪了的扶正；肥料不足，到大海捞小鱼小虾积肥喂幼树。全县广泛开展护林教育，加强病虫防治，很快建立起62个林业队，有护林员1100多人。谷文昌每次下乡总要带上一把剪刀，一把铁铲，看见歪倒的小树亲手扶起来，看到该剪的枝叉随手剪掉。他爱树如命，见人就说，谁要伤一棵树，就是伤了我的胳膊，谁折断一根树枝，就是折了我的手指。他经常告诫基层干部：“喊破嗓子，不如干出样子。”在他带动下，全县管树护林蔚然成风。细种精管，几年下来，177条每条宽50至100米、总长达194公里的林带，覆盖了东山大地。一排排木麻黄四季常青，昂首挺立，构成第一道防线。用材林、经济林次第展开，纵横交错，宛如一条条绿色长龙，顶狂风、镇飞沙、抗怒涛，环护着田园村舍。“林成片，地成方，大路两旁树成行”，不仅美景如画，而且扩大耕地1万多亩，改良农田7万多亩，提高了复种指数，出现了林茂粮丰，百业兴旺的景象。群众高兴地说：“人种了树，树保了地，地增了粮，粮养了人”，“林带就是粮带、钱带、生命带”。谷文昌所描绘的蓝图变成了现实：荒岛变绿洲。
40多年过去了，经过全县人民的不懈努力，目前全县林地面积已达12万亩，森林覆盖率达36％，绿化率达96％。据省林业部门测定，岛上风力减弱了41％—61％，冬温提高了15摄氏度，蒸发量减少22％，相对湿度提高10％—25％。过去颗粒无收的沙地，现在不仅可以种植粮食作物，而且大量种植优质高效的经济作物，荔枝、龙眼、芒果也已在这里安家落户。一个个荒沙村，彻底摆脱了风沙之苦，人们生活在枝繁叶茂、绿树成荫、花红草绿的优美环境中。一些富裕起来的小康村年人均收入6000多元，粉墙红瓦的别墅楼林立成片。人们面对蓝天碧波，无忧无愁，抚今追昔，怎能忘怀当年与他们同甘共苦的谷书记呢！实事求是，一切向人民负责
东山解放后，面临一个非常特殊的“壮丁”家属问题。蒋军溃退时从岛上抓走的“壮丁”4700多人被迫当了国民党兵。他们的家属、姻亲关系遍及全岛。能不能为他们摘掉“敌伪家属”这顶帽子呢？谷文昌想到了入岛的那一天，既有欢腾的锣鼓，又有哭诉的群众，“亲人哪！你们怎么不早来一天？”谷文昌向县委提出建议：“共产党人要敢于面对实际，对人民负责。国民党造灾，共产党要救灾。”县委决定：把“敌伪家属”改为“兵灾家属”。对他们政治上不歧视，经济上平等相待，困难户予以救济，孤寡老人由乡村照顾。这两个字的改变，是一项多么重大的政策！又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胆量啊！一项德政，十万民心。这些家属对国民党恨之入骨，对共产党亲上加亲。她们说：“国民党抓走亲人，共产党却把我们当作亲人，哪怕死了做鬼，也愿为共产党守岛。”
1958年，“千斤稻，万斤薯”，“拔白旗，放卫星”之风吹进海岛。在地区评比的图表上，东山养的猪还不如外县的猪尾巴大。谷文昌心里有数，掷下铿锵有力的四个大字：实事求是。年终东山县超额完成生猪调拨任务，在地区评比表上“猪尾巴”变成了“猪头”。
大炼钢铁之风吹遍全国，许多地方小高炉林立，炉火熊熊，扶“钢铁元帅升帐”。东山怎么办？谷文昌冷静地说：“东山缺柴烧，又没有矿石，怎么炼？”上边催得紧，下边更着急。谷文昌说：“那就先砌个炉子试一试。”试的结果，不言而喻。
“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高产”的口号铺天盖地，把亩产吨半谷万斤薯的典型吹上了天。谷文昌带上县乡干部到“吨半谷”的地方参观。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谷文昌彻底明白了，这样的密植不能搞。但是，上边批评他“右倾保守”。他却不急不躁地说：“我们先试一试吧！”他在埕英大队搞了一分试验稻，按照上边的要求密植，一周后叶黄了、根烂了。还在山后大队搞了一亩密植地瓜试验，结果是枝叶茂盛，但不是万斤薯，而是万根须。
当“大办食堂敞开肚皮吃饱饭”的时候，食堂的大锅里却没有饭吃，有些人还得了水肿病。谷文昌面对现实，直言不讳：“革命的目的，就是为了群众生活，如果我们不关心群众疾苦，就是没有群众观点，就无所谓革命。”他鲜明地提出，“抓生活就是抓政策，就是抓生产力。”他建议渔业部门向灾区群众每人出售几十斤杂鱼，盐业部门供应低价盐，向地委、专署报告实际情况……县委做出决定：“不准在东山饿死一个人！”要特别关心妇女、儿童、老人；机关干部要下基层，组织农民抢种蔬菜和早熟作物，安排生活；组织医生、护士下乡巡回医疗，为群众治病。地委、专署也向东山调拨了200万斤粮食。谷文昌和县委办公室、组织部的同志到困难较大的樟塘村蹲点，住在农民的柴草间里，一日三餐与群众吃在一起，白天和群众一起劳动，晚上与群众一起座谈，共商抗灾和恢复发展生产大计。当时谷文昌身患胃病、肺病，常常头昏、咳嗽、出冷汗。随行的同志找医生开了证明买来一斤饼干，他当即严肃批评并让退掉。他说：“我们要和群众吃一样的饭，受一样的苦，干一样的活，群众才会信任我们。”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斗，终于带领全县人民度过了最为困难的日子。
谷文昌经常教育干部，无论办什么事情都要有群众观点，为群众着想，从实际出发，不能随心所欲。他语重心长地说：事实是无情的，好的动机并不一定收到好的效果。要把动机和效果统一起来，必须深入群众，吃透情况。他说：“我们既然是为人民服务的，为什么不多听听群众的意见呢？”
他要求干部坚持群众路线，发扬优良作风，到农村工作时，不当东转西看的“风水先生”；说话办事一是一、二是二，不能弄虚作假；吃饭住宿不搞特殊；关系群众的事同群众商量，不能强迫命令。谷文昌还要求干部“把政治、技术、业务结合起来，孜孜不倦地学习。结合的最好方法是做什么学什么，管农业的，要懂农业、会干农活，管盐业的要会制盐坎、晒盐……不仅要从书本上学，还要从实践中学”。他以身作则，不仅刻苦学习理论，而且带头学习技术。
谷文昌一年到头，大部分时间在基层。东山的山山水水闪动着他的身影，村村寨寨留下他的足迹，在田头他与农民席地而坐谈生产，在村舍他与农民一道卷着土烟拉家常。全县四五百位生产队长，他大都能叫出名字来。干部找他汇报工作，群众找他反映问题，他什么时候都不烦，三更半夜也不嫌。他自己常年穿一双黑布鞋，一套灰中山装，深入到田间，挽起袖筒植树，卷起裤脚犁田，拿起钢钎打石头，群众想什么，盼什么，他就带领群众干什么。这样的县委书记，怎能不赢得群众的信任呢？殚精竭虑，一刻不停地为人民造福
东山岛地处福建东南海域，与大陆的最近距离只不过五六百米，但水深浪高，给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很大困难。千百年来，舟覆人亡的惨剧时有发生。世世代代的海岛人，总想有一天奇迹出现，天上的玉皇或哪一路神仙修一条海堤，架一座彩桥，把东山与大陆相接，使孤岛变成半岛。几百年、几千年过去了，奇迹没有出现，人们面对滚滚怒涛，无不望而生畏，“精卫填海”只不过是千古神话。当时的东山，人力、财力都非常有限，修一条海堤谈何容易！
“把海岛变半岛”是人民群众的愿望。谷文昌说：“人民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工作。我们要敢闯新路，勇往直前！”他反复听取群众和技术人员的意见，与县委、县政府的同志酝酿讨论，毅然拍板：修一条海堤！把海岛与大陆连接起来，将会促进海岛发展，扩大对外联系；方便群众，免除舟楫之苦；有利于加强战备，巩固国防；促进发展养殖，利用苦卤制造化工原料；围垦盐田，扩收渔盐之利；沿堤修筑渡槽，引大陆淡水入岛，解决人畜饮水、浇地用水……
谷文昌担任建堤领导小组组长，县长樊生林亲任指挥。经过勘察设计，海堤从东山县八尺门至云霄县。这一段海水最深处109米，全长569米，外延公路1000米。大堤高出水面5米，底宽110米，顶宽13米，防浪墙高625米。初步测算需投入普通工、船工、技工100万个工日，土、石、沙料近50万立方米，总投资200万元。真可谓工程浩大！福建省委、省政府，龙溪地委、专署批准了这一方案，由国家投资，福州军区、龙溪军分区全力支持。1960年初工程动工，县长樊生林吃住在工地，全力以赴，具体指挥。东山县民工是主力，龙海、云霄、诏安等县的民工、船工、技工，驻岛部队指战员、机关干部组成了浩浩荡荡的筑堤大军。谷文昌经常到工地检查指导，参加劳动。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战，到1961年6月海堤竣工，天堑变通途，海岛变半岛的美梦终于成了现实。如今从东山开往四面八方的大小车辆，日夜在海堤上穿梭；高21米长4公里的雄伟渡槽，跨过海堤，把云霄县的淡水引入东山，造福人民。
谷文昌经常告诫自己，“世上没有永远不变的事物，必须不断前进。党要求什么，群众需要什么，我们就去做什么。”东山原来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，谷文昌就带领群众修路，到60年代中期实现了村村可以开进汽车、拖拉机。如今四通八达、纵横交错的公路网，就是在当年基础上建成的。
东山缺水，十年九旱。谷文昌带领全县人民大办水利，一眼眼水井、一处处塘坝、一座座水库、一条条管道逐步建立起来。全县最大的红旗水库干支渠长达13公里，直至目前不仅仍灌溉着6000多亩土地，而且以水库为水源建起了自来水厂，为城镇居民、码头、企业提供用水。1963年大旱，连续241天没有下雨，谷文昌和县委副书记陈维义等同志到群众中总结抗旱经验。“地面无水向地下进军！”打大井、深井、塘中套井……建永久性抗旱工程285处，临时工程892处，省政府调来抽水机支援，这一年仍然取得较好收成。
东山还是一个易涝的地方，特别是遇到海潮，“一次水淹，三年绝收”。谷文昌请水利部门统一规划，建水库、修水渠，挖沟排洪，筑堤建闸防海潮。1961年8月，东沈、南埔、樟塘等村，又一次暴雨成灾。谷文昌和县委副书记靳国富、办公室主任林周发冒雨赶到，深一脚浅一脚，跌跌撞撞，查看水势。情况探明后，当即研究决定，清理旧沟、开挖新沟，筑海堤、建闸门、修扬水站，使之抗旱、排涝、防潮三全其美。工程完工后，一条长1500米、宽50米的鸿沟既可排水又可蓄水，两座13孔节制闸，有效地发挥调控作用。这些村庄不仅扩大了500多亩耕地，而且粮食、甘蔗、花生大幅度增产，至今免除了内涝、扩大了灌溉的土地仍然是一片丰产田。
建海堤、防海潮，发展多种经营，也是谷文昌的日夜所思。当时的岐下、西崎等7个自然村深受海潮之害、无路之苦。县委即确定修一条1300米长的海堤，阻挡海潮，兴建盐场、农场。海堤建成后，大路相通，保护了群众的生命财产。县里还建起了18万公亩盐场，最高年产达3万吨，为当时的东山创造了可观的财政收入，至今仍发挥着较好效益。
东山土地不多，他提出“以海为田，向海域进军”。大力发展制盐、捕捞、养殖。解放初期全岛渔船都是破旧的木船，网具落后。谷文昌与渔民乘船出海，体验渔民生活，到渔民中调查研究。面对渔民的疾苦，他千方百计带领群众改造旧船，改进网具，重建后澳避风港，渔民们无不喜笑颜开。
解放前的东山, ，文化教育十分落后，全县儿童入学率很低，没有一处文化娱乐场所。谷文昌提出抓教育、抓扫盲。经多方筹资，建起了剧场、影院，至今仍在使用。为了让群众听到广播，他亲自出面请盐场赞助，建起了有线广播站。东山当时成为全省第一个村村通广播的县。当地群众喜欢看潮剧，他就提议建潮剧团，没有武功师傅，他从家乡请人来传授武功。为了繁荣当地文化生活，他还鼓励文化馆的同志创作好作品，广泛开展农村文化活动。江泽民同志说：“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、历史的，必须放到推动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中去考察，放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奋斗中去考察，归根到底要看党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。”谷文昌就是一位带领人民群众不断推动历史前进的共产党人。廉洁奉公，一生保持人民公仆的高尚情操
谷文昌心里装着人民，从不计较个人得失。1958年一度被调为二把手，他毫无怨言，一如既往地工作。“文革”期间，他遭受残酷批斗，全家被下放到三明地区宁化县禾口公社红旗大队（今石壁镇红旗村）当社员。谷文昌把自己的厄运置之度外，千方百计帮助生产队发展生产，手不闲、腿不闲、口不闲，使红旗大队亩产跃上千斤。群众看着黄澄澄金灿灿的稻谷满囤满仓，把谷文昌亲切地称为“谷满仓”。
1970年7月，谷文昌被任命为隆陂水库总指挥，他和民工一起，吃住在工地。经过一年奋战，水库建成了，禾口人民结束了缺水缺电的时代。30多年来，水库在防洪、抗旱、发电、改变生态环境、群众饮水等方面，发挥了重大效益，至今人们对他念念不忘。
谷文昌总是满腔热忱地对待群众，为群众排忧解难。人们数不清谷文昌究竟亲自接待了多少群众，帮助了多少有困难的人。但许多鲜活的事例：资助贫困学生，为烈军属、五保户送温暖，为来访群众买车票，为民工买红糖熬姜汤，关心水利技术员的婚事……至今被人们传为美谈。
1972年，谷文昌在龙溪地区任林业局长。他回到东山，走进造林模范蔡海福的家。从50年代到60年代，蔡海福亲手种下的树不计其数。为护林，他不管刮风下雨或天寒地冻，整夜打着手电筒在树林里巡逻。因为护林还得罪了一些人，“文革”中他受到批斗，贫病交加，家人想为他准备一口棺材，却没有木板。谷文昌看到多病的蔡海福，心情沉重，带他到龙溪医院治病。1978年蔡海福去世，谷文昌特地关照民政部门为他批了木板，让这位种了一辈子树的老模范在寿板中安眠。
谷文昌严于律己，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。1962年东山县的高考落榜生，绝大多数安排了工作。谷文昌的大女儿哲惠也未考上大学，却仅安排为临时工。谷文昌开导女儿说：“总不能自己安排自己吧！年轻人应该多锻炼锻炼。”1964年当谷文昌调离东山时，有关部门提出给哲惠转成正式职工，一起调到福州。谷文昌说：“省里调的是我，没有调女儿，给她转什么正？”就这样把一个孩子留在东山，直到1979年才转为正式工。小女儿哲英，1974年高中刚毕业，谷文昌就让她到农村插队锻炼。谷文昌的二女儿结婚，想让他批点木材做家具，他严词拒绝：“我管林业，如果我做一张桌子，下面就会做几十张、几百张，我犯小错误，下面就会犯大错误。当领导的要先把自己的手洗净，把自己的腰杆挺直！”谷文昌大半辈子与林业打交道，从不沾公家一寸木材。从福州回到漳州，妻子提出是不是去买点家具？谷文昌买了竹凳、藤椅、石饭桌。“为什么不买点木制的？”妻子问他。谷文昌说：“林业局长家一下子添了木制家具，外人会产生误会，我们也不能写个声明贴出去：这是买的。”他经常教育家属子女：“要看看老百姓穿的是什么，吃的是什么，不能一饱忘百饥啊！”1980年他的儿媳杨小云从师范毕业了，想让公公出面安排个工作单位。谷文昌说：“还是听从组织分配吧！”后来小云被分配在市区一所小学校，又想让他帮助调一调。他说：“不论单位大小，只要努力，在哪里都可以做出成绩。”这样，小云在那里一干就是13年。
谷文昌一贯严格要求自己和家属子女，不搞特殊，不以权谋私。许多人称赞他是一位“时刻想着群众，忘记自己的人”，是“一辈子做好事，不做坏事，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，一贯地有益于青年，一贯地有益于革命，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”，非常高尚的人。
前人栽树，福荫后人。谷文昌把自己的生命注入生生不息的绿树，融入为人民造福的伟大事业，而在人民群众中获得了永生。
著名诗人臧克家在一首诗中写道：有的人活着，他已经死了；有的人死了，他还活着……给人民做牛马的，人民永远记住他！
（《人民日报》2003年2月21日
杨善洲：六十年坚守共产党人
的精神家园
人民日报记者宣宇才徐元锋胡洪江“杨善洲，杨善洲，老牛拉车不回头，当官一场手空空，退休又钻山沟沟；20多年住深山，拼了老命办林场，创造资产几个亿，分文不取乐悠悠……”这是云南省保山市群众自编的一首歌谣，赞扬原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。
杨善洲1927年生于保山施甸县姚关镇大柳水村，1950年参加乡农会和武装队，先后在施甸县和保山地区任领导职务，1977年起任保山地委书记，1988年退休。退休的第3天，他返回家乡大亮山，住茅棚，修山路，在荒山上义务造林。在寂寞的山里，他“冬天当团长（烤火围成一团），夏天当县（陷）长（下雨后都是泥巴路）”。为了多栽树，他在街上捡果核，翻垃圾桶。20年过去了，杨善洲将呕心沥血建成的56万亩茂密的林场，其中有上大街靠捡果核种下的50多亩果园，无偿奉献给国家。2010年5月5日，他将政府奖励的10万元捐给保山一中，用于资助高中部贫困学生。
2010年8月中旬，记者沿着杨善洲的足迹，对这位近20年的老典型进行了深入采访。杨善洲同志那纯洁的心灵、高尚的情操，令记者深深震撼。这位老同志，60年来，始终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，以超然物外的思想境界，时刻把群众利益放在前面，公而忘私，公私分明，廉洁奉公，一辈子不为子孙积财，一辈子不为自己“留后路”，一辈子淡薄权力、名利、地位，一辈子实心实意地为人民服务。
“一辈子把党和群众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前面，老书记做到了！”保山市委组织部一位正义感很强的普通司机对记者说。
杨善洲告诉家里：“别以为我是地委书记就有钱，我家的房子，不能比周围群众的好。”83岁的老伴张玉珍说：“他当官是给老百姓当，不是给我们家人当！”
大柳水村，青山环抱，处处山明水净，状如釜底。杨善洲老家的房子在山坡上，是2006年新起的一栋砖瓦房。大女儿杨慧菊说，之前的房子几乎是全村庄最差的——漏雨就用土罐接，雨大水往房里灌。
上世纪70年代，家里人给杨善洲捎信说，房子漏雨无法住，赶快寄钱修补。杨善洲摸遍全身，找不到钱，寄了仅有的30元钱。他附上一封信：“现将这30元钱寄回家，先买几个盆盆罐罐，哪里漏雨就接一下。眼下的农民比我们困难的还很多，村里的房子比我们破的还很多，别以为我是地委书记就有钱，我家的房子，不能比周围群众的好。请你们理解……”
担任地委书记多年，杨善洲的工资哪里去了？给他当过秘书的苏家祥告诉记者：老书记用钱很“散”，到哪个村看到谁生活太困难，就掏出工资去买点粮食、被子接济；哪个生产队没钱买籽种，他也掏钱帮着买。“他把大家当成了自家，还能有多少钱给家里？”苏家祥说。
1995年，杨善洲退休到大亮山植树造林去了。家里人借5万多元在施甸县城附近买了一块地，勉强盖起了一栋房子。老伴张玉珍特意找他谈：能不能凑点钱帮儿女们还还账？杨善洲东拼西凑了9600元。老伴说：“9600元，能还5万？”杨善洲摆摆手：“你还不知道？我真没钱！”结果，房子没入住就卖了。此事在保山市广为流传：“施甸有个杨老当（文革期间被定为‘当权派’），清正廉洁心不贪；盖了新房住不起，还说破窝能避寒。”
离开林场后，杨善洲住在保山市小女儿家的宿舍楼房里，屋里陈设简朴，几个旧沙发占据一大半客厅。小女儿说，父亲对生活没有要求，有时候一顿饭就泡个冷包子、馒头。父亲住的那间屋里不让装地板，还是水泥地面，怕他冷，给他放了块地毯。他最喜欢穿中山装，最贵的一套衣服600多元，到省里开会时才穿。
杨善洲的孙子曾对他说：“你当官那么多年，连张十万元的存折都没有。有的县委书记干几年，三四十万的大房子都有了。”杨善洲回答：“要跟群众比，我有工资生活就可以了，房子不漏雨就可以了！”
杨善洲不仅不给家里一点点“特殊”，而且让家里人过最普通的群众生活。他的家人，与最普通的群众一样，承受着生活的艰辛。
任保山地委书记期间，按政策，杨善洲的母亲和妻子可以“农转非”，他却把组织部门办好的手续压在抽屉里，一直不办。问及此，杨善洲解释说：“我当时想，大多数科、局长，还有地委委员的家属都是农民，我这个‘班长’怎能转？”
今年59岁的大女儿杨慧菊在小学六年级时退学回家照料妹妹。家里没人挣工分，她18岁结婚，找了位上门女婿。二女儿曾是代课教师，后来考上了公办教师。为此，县里特意叮嘱杨善洲秘书说：“请你一定要告诉‘杨老当’，他家老二是自己考上的，和我们没关系！”
三女儿杨慧琴在姚关镇中学读初中，每个学期花费差不多300元。这笔钱，家里有时也付不起。一次交学费，大姐杨慧菊砍掉屋后竹子卖，赶了8次街，凑得两百元，以至于杨慧琴几天没上课。经学校反映，施甸县有关部门建议，将杨慧琴送到保山第一中学，便于书记照顾。杨善洲知道后发脾气：“山里娃大都就近读书，为什么书记的子女就要到保山来读？”他反问道：“如果我不是地委书记，这件事该怎么办？”
1986年，保山地委下派到施甸县姚关乡任副乡长的一位年轻人，看到杨善洲80多岁的母亲经常生病，家里实在困难，便跟民政商量，送去两百斤粮食。杨善洲知道后，立即叫家里把粮食送回去，并狠狠批评了那位下派干部：“大家都在穷，我一个地委书记能富得起来吗？”
在杨善洲这里，公家与私家犹如楚河汉界一样清晰明了。杨善洲回家，自己买长途客车票。他的理由很简单：“回家是私事，不能用公家车。”1988年4月，杨善洲回家后，准备与三女儿杨慧琴一起返回保山。离开家走了几个小时，到达姚关镇，突遇大雨，父女俩便在镇里躲雨。晚上八点多钟离开镇里，镇里担心他们安全，想从供销社调个车送他们到县城，杨善洲坚决不同意。镇领导给县委办打电话，县委办为难了：专门派车，杨书记肯定不坐，不派车又的确危险。上下商量后决定，安排司机师傅沿着大路迎着老书记父女俩走，碰面时不停车，开过几公里后再折返回来，借口对老书记说刚办完事，请他们搭顺路车。如此这般，父女俩才上车回到县城，接着换乘长途客车抵达保山。
杨慧琴告诉记者，她在保山读书时，一次放假回家，正赶上父亲去姚关镇出差，就想搭车。父亲说：“我是公家的人，办公家的事，坐公家的车。你是杨善洲的囡，凭啥坐车？”
杨善洲“家风”很正，对家里人很“苛刻”，家里人却从不对他苛求，也没有因他做官而感觉不同。杨慧菊的大儿子目前在施甸县由旺镇做副镇长，没想过托爷爷走关系，而是“有多大本事做多大官”。
回顾84个春秋，杨善洲说：“只有一件事还没落脚。”原来，保山机场举行通航庆典时，送给杨善洲等嘉宾每人一块电子表，直到临终前这件事都让他的内心惴惴不安。
在杨善洲的心中，只有党的意识和群众利益。他不提拔身边人，不照顾家乡人。他“一辈子，不管在什么位置上，都要为群众着想！”
杨善洲说，影响他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的有两件事——
1944年滇西抗战爆发时，杨善洲去前线抬伤病员，搭档是一位叫刘贵的壮年农民。从松山前线抬回伤员，爬越高黎贡山，跨过怒江峡谷，往返80多公里。途中，为防止杨善洲滑下悬崖，善良的刘贵用绳索把瘦小的杨善洲拴套在担架上。爬山时，刘贵让杨善洲抬前面；下坡时，让他走在后面。刘贵总是把重的一头留给自己。“父老乡亲给我的，我一辈子记着，不管在什么位置上，都要为群众着想！”杨善洲说。
1950年，解放军进驻保山后，佃农杨善洲家分到了几亩地。杨善洲高兴地说：“解放了，有地了，真心感恩共产党。以后，为了让所有群众都能有土地，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干革命！”杨善洲投身革命，拼命工作，很少回家。大女儿杨慧菊回忆，小时候父亲两三年才回一次家，自己三四岁时，看到爸爸回家就吓得躲起来。
杨善洲告诉记者：“刚参加工作时，自己不明白什么叫革命，也不懂得怎样为人民服务，后来在党的培养下，才逐渐成长起来。自己这辈子，要兑现入党的誓言。”
杨善洲26岁起担任县级干部，39岁担任地委副书记，50岁起担任地委书记，平民本色几十年不改。他喜欢戴草帽、穿着草鞋，当地群众亲切地称呼他为“草帽书记”。他脸色黧黑，双手粗糙，农民穿着，不在意“地位”和“身份”。有一次，杨善洲自己下乡，到乡政府打听乡领导。乡秘书看看他，以为是农民，便打发他说领导不在。杨善洲不急不恼，自己进村转悠，了解情况。
作为地委书记，杨善洲除了开会很少待在机关，大半时间跑乡下，一辆吉普车三四个人，直接到田里，到群众中间，看茶叶，看甘蔗，看稻谷，等情况摸透了，才叫来当地干部。杨善洲原来的秘书告诉记者，做他的秘书，要苦得起、累得起，老书记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，碰到插秧就插秧、碰到种苞谷就种苞谷，好衣服肯定穿不成。有时，清早从保山到施甸县，60多公里的路，老书记已到县委，人家还没上班。
保山当时下辖5个县，每个乡都有杨善洲的足迹。最远的龙陵县木诚乡地处中缅边境，不通公路，杨善洲绕路潞西，花4天时间赶到，了解群众困难程度，是否可以办糖厂。当地群众说，这是他们见过的最大官。
杨善洲文化水平虽然不高，对基层情况却十分熟悉，每次会议报告都出自己的“口”。他先找来几个秘书，吩咐找些材料，然后自己拟个提纲，在大会上看着提纲，结合调查研究的情况站着讲。工作人员把录音整理出来，一篇报告就完成了。
杨善洲说：“带领群众干，做给群众看，不高高在上瞎指挥，群众才会服你。”为提高粮食产量，杨善洲在保场镇种了半亩试验田，改种粳稻，自己用“三岔九垄”式插秧，一亩地提高产量三四百斤。直到现在，保山当地群众还用“三岔九垄”办法插秧。杨善洲另外还有“坡地改梯田”、“条田”，茶叶、包谷等试验田，群众称呼他为“粮书记”。
杨善洲从不说共产党员该如何如何的“大话”，对群众感情真挚。1976年腾冲县抗震救灾，一批救灾布料淋了雨，地委允许群众用布票购买减价布料，却不许干部买，不许和老百姓抢好处。杨善洲看到一位干部进了供销社，就劈头盖脸问：“你去供销社搞什么名堂？”
1986年6月，板桥镇宗家山村杨春兰老人反映：他去卖猪的路上被截了，说他偷猪。有关部门不问青红皂白，将他的猪没收，并罚赔80元钱。家里名声坏了，两个女儿嫁不出去。杨善洲马上派干部调查，给杨春兰洗掉冤屈。
杨善洲开展自我批评，从不给自己留情面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杨善洲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当时认识不过来。思想通后，他先后3次在全地委的三级干部会议上公开承认认识不到位，工作推进慢。
杨善洲下基层从不允许吃饭不结账。有一次，在龙陵县调研，在县委食堂吃过饭，秘书去结账时，县委书记说：“一共8块5，算我头上好了。”不料，回保山路上，车子已经开出60多公里了，杨善洲问是否结账，秘书如实汇报了情况，杨善洲命令马上停车，让秘书截个车回去结账。结果，往返车费花了30元，在龙陵县住一夜又花了三块五。秘书问：“为了8块5的饭钱，花了33块5，值不值？”杨善洲回答：“这账不能这么算，不能占基层便宜！”
又一次，杨善洲在腾冲县界头乡永安村栽了三四天秧后，要召开一个村小组会。乡里看大家辛苦，杀了一头猪改善伙食。一桌五六个人，摆了四桌。食堂师傅端一大盆肉出来，被杨善洲看见，问哪来这么多肉，赶快端回去，师傅十分尴尬。乡里干部不敢讲实话，就说是病猪。杨善洲说，病猪那就更不能吃了。秘书只好坦白，大家插秧都很辛苦，光吃些青白小菜身体受不了，大家凑钱付账就是了。杨善洲这才同意吃。返回前，秘书支付伙食费，乡里急了：“你们来帮我们劳动，我们不能收饭钱！”无奈，秘书把钱藏在床铺枕头下面，回到县城后，给乡里打电话予以说明。
杨善洲从不提拔身边的人，这是他在担任地委书记期间确立的“土杠杠”。凡是提干，先由组织部门提出意见，常委会讨论，杨善洲从不打招呼。祝正光说，他任秘书时，卫生局长看中他，杨善洲始终不表态，组织部门没法办理，于是不了了之。然而，对于基层扎实肯干的干部，杨善洲不拘一格提拔。1980年，中央要求提拔使用有文化的年轻干部，23岁的杨习超便成为当时全省最年轻的公社书记。二十多年过去了，杨习超手上的老茧，现在还能摸得出。
杨善洲从不特别“照顾”家乡。老家的人来找过几回，杨善洲说，“以后不要来了，影响工作。我退休后，会给家乡办件事！”
杨善洲早就决定：“退休后，回大亮山种树去！”没有房，自己搭窝棚；没有路，自己铺。冬天，脚上穿着露出大脚趾的黄胶鞋。他在荒凉的山上造林20年。
杨善洲告诉记者，在地委做领导，不方便照顾家乡，遭到埋怨。“我当年告诉过他们，退休后给家乡办一两件事。”杨善洲说。1988年，退休时，省委组织部领导与他谈话，希望他住在昆明安享晚年，杨善洲回答：“退休后，回大亮山种树去！”
上山造林，老伴劝他：“等你坟头长草了，树还砍不了呢！”杨善洲说：“我们死了，后代还可以享受。谁也不去造林，再过几十年连烧柴都找不到了，人怎么活？”
大亮山在施甸县城东南约50公里，平均海拔2600多米，杨善洲12岁失去父亲，与守寡的母亲艰难度日。母亲常常带他到山上挖野菜、草药等到集市上卖，是大亮山养活了杨善洲一家。
上世纪80年代初期，杨善洲到大亮山调查。由于乱砍滥伐，大亮山一带山不长树、地不产粮，群众“一人种三亩，三亩不够吃。”粮食亩产越低，越拼命开荒，一个村每年开荒50多亩。结果，生态破坏，大亮山山光水枯，群众吃水要到几公里外的地方人挑马驮，在太平地、雷打树等村庄，村民结婚时，彼此不送红包，而是用几挑水做贺礼。杨善洲说：“山不绿，地瘦薄，这是山里的穷根子。”
大亮山林场涉及11个村委会，50多个村民小组，“山林”承包到户，联营面积达72万亩。1988年，杨善洲提出“国社合作”建场方案：村集体投入土地，林场负责栽树、养护，收益按照“国家八成、村民两成”分红，地方领导和乡亲们都赞成。
当年3月3日，也就是杨善洲退休后的第3天，他卷起铺盖当晚就赶到离大亮山最近的黄泥沟。杨善洲从地委大院消失了，大亮山上多了一个赶马人。大亮山群众有人叫他大爹，有人叫他大哥——他们也不清楚杨善洲是多大个官。没钱建住房，杨善洲带领大家用树杈枝叶搭窝棚；没有公路，大家人挑马驮，把锅灶、粮食、行李搬上山。整地、育苗，雨季一来，杨善洲就带领大家起早贪黑植树。1988年，造林5000多亩。
“好个大亮山，半年雨水半年霜；前面烤着栗炭火，后面积起马牙霜。”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，杨善洲领着职工一边造林，一边动手，花了7000元修建起40间油毛毡房。这油毛毡房，冬天冷，夏天闷。山里风大，雨多，潮湿，杨善洲一住九年多。吃饭、办公的桌椅、床铺，大家因陋就简，就地解决。没有肥料，大家提着粪箕到村寨路上捡牛马猪粪作底肥。没有资金，杨善洲奉上一张笑脸，多次到省、市相关部门跑项目……
在林场，杨善洲每天早上六点多起床，七点干活，一直忙到晚上六七点钟。雨季以造林为主，从12月到来年6月则是巡山防火期，一天要走十几公里路。因为管理得好，大亮山林场至今没发生过大的火灾。
1992年，大亮山林场建成第一间砖瓦房，杨善洲执意不住，“我一个老头子住那么好的房子干么？”硬是把新房让给新来的技术员。1999年来到林场的现任场长董继军说，老书记是最后一个从油毛毡房里搬出来的，也是最后一个从砖瓦房里搬出来的。9年多的油毛毡房生活，使杨善洲患上了关节炎和风湿病。
做林场场长与地委书记哪个难？杨善洲说，场长难当：无论大事小事都得亲自去办；有时还得请客吃饭。他从不送礼，能办就办，不能办就算。不过，老书记造林得到各方支持，办事顺利。
杨善洲上大亮山种树后，老秘书苏家祥以保山日报记者身份采访他三次，其中一次边烤火边聊到凌晨两点多，越聊苏家祥越觉得沉重。老书记最初和孙子一起上山，山上雾气大、条件差，孙子待不住走了。大冬天的，杨善洲就穿双磨破的黄胶鞋，露出大脚趾。回来后，苏家祥买双警用皮鞋送去，说：“你也不能太不在乎自己的身体了，这是我第一次向你‘行贿’！”
杨善洲的职务是大亮山林场义务承包人。这个职务，无需组织任命，不拿一分工资。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，工人发工资，杨善洲出义务，不取分文。林场执意发工资，他只接受每月70元的伙食补助，1996年增加到100元。
林场场长董继军说，老书记吃饭简单，抽烟是老百姓抽的牌子，多年穿那么几件衣服。杨善洲办林场十多年，争取资金300万元，按当时的规定，引进资金可以提成5%-10%。杨善洲一分不要。他说：“引进资金项目是本分，怎好意思去提成？”
1999年11月，杨善洲修枝时，踩到青苔滑倒，左腿粉碎性骨折。花了两万多块钱医药费，林场要给他补一部分，他坚决拒绝。病愈后，他回到大亮山，离不开了拐杖。
省市领导考虑到杨善洲年纪大了，往返林场办事不方便，就专门为他配了辆三菱车。杨善洲坚持支付路上的伙食费，子女坐车要付钱。他说：“当个领导够‘特殊’的了，还要多占便宜，太不应该了！”
记者看到，在林场的一片果园里，碗口粗的果树行列整齐，树种却很杂，有桃树、苹果树、木瓜树等。董继军场长道破秘密：“凡是能捡到果核的树种，果园里都有。”原来，为了多栽树，杨善洲当年经常到大街上捡果核，翻垃圾桶。有的人说，地委书记干这事太丢人了。杨善洲却十分坦然：“不花钱又能富山，何乐而不为？”
杨善洲将56万亩林场移交，不沾一点好处，不带一根草去。县委决定奖励10万元，也被他回绝。杨善洲说：“我公开讲过的，退休后给家乡群众办点实事——共产党人说话算数，不能哄弄群众嘛！”
车进大亮山，森林望不到边。清新空气扑面而来，难觅当年秃山荒岭踪影。林场如今初具规模：人工造林56万亩，树种以华山松为主，杂木林有17万亩；修通公路26公里，架通高压线15公里；修建茶叶初制所1幢14格，职工宿舍7幢23格，守山哨棚5幢13格。茂密的山林中，活跃着白鹇、野猪、野鸡、狗熊，还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灰叶猴。
记者惊叹：这就是一位花甲老人，用20年时间，披星戴月，带着大家，一棵树一棵树“造”出来的！
以前的黄泥沟，如今流淌着清水。生态环境改善了，林场周围的土壤、气候、作物生长周期渐渐变化。摆田村村民黄继国说：“前几年，这里要么大旱，要么山洪暴发，地里常颗粒无收。这几年树多了，山绿了，风调雨顺起来了，即使下暴雨，也很少冲田毁地。”
施甸县林业局林业资源管理站站长李和麟告诉记者，老书记带了好头，周围群众都自觉绿化荒山。全县学习大亮山，另外几个乡镇也办起了林场，老麦乡雪山林场种下了四五千亩华山松。全县森林覆盖率已接近50%。
记者看到，一场山雨过后，雷打树村村民杨会材收购了村民蔬菜，正准备装车拉到保山去卖，菜花7角一公斤，大白菜5角一公斤。该村党支部书记杨发富介绍，2010年近8个月来，一个村民小组卖菜就收入了50万元，村里新添置了5辆农用车。
眺望青青大亮山，有人算账：5万多亩华山松，每亩200株，一共一千万株。按每株30元算，总价值3亿多。林子每年成长，那更是一笔可观的绿色存款。也有人这么算账：生态效益无法估量，社会效益无法估量，共产党留下的精神财富无法估量。
2008年11月11日，82岁的杨善洲把大亮山林场经营管理权，无偿移交给县林业局。移交林场时，他不沾林场一点好处，不带林场一根草去。许多人劝杨善洲：就不能留下点？也有人说他有钱不会要，是个大憨包。县委决定奖励杨善洲10万元，也被他当场回绝。杨善洲向记者坦承：“我公开讲过的，退休后给家乡群众办点实事——共产党人说话算数，不能哄弄群众嘛！”
多少人曾经恭敬地伫立在杨善洲住过的窝棚前，心潮澎湃。油毛毡房已经朽烂，房顶垂下来几张破席子，剩下的床腿露出的是硬木桩子，上面布满青苔。窝棚前面的几棵雪松，郁郁葱葱，冲天而立。它们是杨善洲退休时用花盆移过来的树苗。睹物思人，“共产党的干部，不能在机关大院里作盆景，要到群众当中做雪松啊！”
多少人曾经由衷地赞叹杨善洲难能可贵，他却平淡地笑笑说：“也不难得。白天造林、晚上烤火，不也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吗？”杨善洲说，平时最爱华山松，已立下遗嘱，死后就将骨灰撒到华山松林。
杨善洲从1988年退休以来，获得全国、省、市表彰22次，先后被评为省市优秀共产党员、全国老干部先进个人、“全国十大绿化标兵提名奖”、“环境保护杰出贡献奖”、“中华环境奖提名奖”等。但是，面对众多荣誉，杨善洲告诉记者：“我最喜欢‘优秀共产党员’这个称号”！
（《云南日报》2011年2月9日）
